1936年10月19日，56岁的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，人们对他的死因争论不休。44年后，专家对鲁迅的X光片进行会诊，揭开了他真实的死因。
很多人一提鲁迅，脑子里冒出来的，是个硬骨头，是个拿笔杆子顶风的人，字句锋利，气势逼人，像这样的人，身板似乎也该结实。真翻《鲁迅日记》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
先生不是那种一年到头没病没灾的人，反倒常常吃药，时不时找医生，身体底子一直偏弱。这个事，不能靠想象，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。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，鲁迅在上海去世。按通常的说法，他死于肺结核，终年五十五岁。
家里人和朋友那时更多是难受，是惋惜，倒也没立刻死咬着要把死因翻个底朝天。毕竟鲁迅这些年身体不好，不算秘密。
病久了，人也疲了，身边人心里多少有点准备，只是谁都不愿点破。
可这事到了四十八年后，忽然又被拎了出来。那是一九八四年，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医院拿着鲁迅生前拍过的一张胸部片子，专门开了个专家座谈会。老片子，旧案子，几位专家对着看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的结论，跟大家过去认定的那套，不完全一样。鲁迅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，真正把人一下子拖走的，是自发性气胸。说得再直白一点，就是左肺破裂，气体跑进胸膜腔，把肺和心脏都压住了，人就撑不住了。
这个结论一下子让人心里发紧。因为专家还顺带说了一句很要命的话，鲁迅的肺病属于中等程度，不算直接死因。换句话说，肺结核是根子，是背景，是把人身体一点点掏空的那个慢刀子，可临门那一下，不是它亲手捅的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自发性气胸在三十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法治，若能及时看出来，及时下手，未必没有救。
问题就这么顶到眼前了。谁看走了眼？
绕不开的人，是须藤五百三。这个日本医生，一八七六年生在冈山，一八九三年考入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，四年后毕业，进了日本陆军，还在朝鲜服过役。
一九一八年退役后到了上海，和弟弟开医院，后来还成了内山书店的股东之一。
鲁迅一家和他往来很深，从一九三二年开始，一直到鲁迅去世，《鲁迅日记》里提到须藤的名字有一百六十多次。这个数字不是闹着玩的，说明鲁迅是真信他。身体一不舒服，请须藤。孩子周海婴生病，也请须藤。
须藤自己后来还写过文章，说周海婴四岁时患支气管喘息，鲁迅为这事也发愁，后来还是在他的治疗下慢慢好了。再往前说，他还谈到鲁迅从小牙就不好，八岁就有毛病，二十二岁时大半牙齿已经坏了。留学日本那几年，鲁迅又染上抽烟的习惯，烟越抽越凶，不到五十岁，牙齿干脆掉光了。肺病重起来后，朋友和医生轮着劝，鲁迅才把烟往下压了压
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，拼到一块，其实就能看出来，鲁迅的身体不是一天垮的，是一天天磨出来的。写文章，熬精神，抽烟，牙病，肺病，哪个都不是善茬。身子骨像一块旧木板，表面还撑着，里头早就发空了。
可这还不是最扎心的地方。更扎心的是，须藤在关键几次判断上，叫人越看越别扭。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，鲁迅突然病倒，须藤判断是支气管喘息症。这个判断像一根筋，后来一直没拐过来。一九三六年五月，鲁迅病情已经很重，朋友带来一位美国医生邓恩上门。邓恩检查后，说得很硬，肋膜里有积水，得赶紧抽出来。须藤偏偏不以为然，还横在中间，结果鲁迅没有及时接受处理。
拖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，鲁迅去世前一天，又一次气喘得厉害。须藤赶到家里，还是照旧认定是支气管喘息症，打了一针，还放了句安慰话，说过了一夜，再过了明天，就没有危险。话音刚落，第二天凌晨，鲁迅就走了。
这种前后反差，太刺眼了。更怪的是，鲁迅去世不久，须藤又补写了一份关于病情的说明，口风忽然一转，不再咬死原先的判断，改口说自己早就看出是气胸，而且美国医生邓恩开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做了针对性的治疗。这话听着就有点发虚，像人在事后找补。家属和朋友当时没有立刻追着他不放，忙着办后事，忙着安顿许广平和周海婴，这也说得通。可疑云并没散。
到了一九四九年，鲁迅去世十三年后，许广平和周建人已经怀疑须藤伪造病例，对误诊这件事，心里是起了刺的。偏偏这时须藤早已离开上海，回到冈山县继续行医。人走了，旧账却没完。民间还有些传闻，说他早年做过日本军医，甚至担任过某种带侵略性质团体的负责人。可这些话查不到硬证据，传来传去，也只能停在传闻上。真要论断，不能拿捕风捉影当锤子。
说到底，鲁迅对西医的信任，也把这事衬得更沉。他年轻时受家里旧事影响，又有自己治牙的经历，对中医一直带着很深的成见，甚至说过很冲的话，觉得中医多半不靠谱，西医才算有章法。也正因为这样，须藤并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医生，而是鲁迅长期信赖的人。鲁迅本身学过医，不是完全外行，能让他多年请来看病，说明须藤平日不至于一塌糊涂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最要命的时候，像是踩空了一脚。
鲁迅的死，真要掰开来看,更接近事实的说法，大概是肺结核把身体拖到了悬崖边，自发性气胸把人一下掀了下去。须藤若真存在误判和延误，那份责任，怎么都绕不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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